中国近代球王李惠堂：20 世纪世界 5 位球王之一

提起“足坛皇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贝利和马拉多纳，他们以精湛的球技赢得了全世界体育迷的尊敬。

因为几十年来中国足球的水平一直被人诟病，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中国足坛王者，其实近代我国还真有一位足坛王者，就是传奇球星李惠堂。

他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洲足坛，在近二十年的足球生涯中，在各类公开赛上共射入2000多个进球，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足球第一人。

李惠堂的名声不仅在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也享有盛誉。1976年，西德足球杂志将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德国的贝肯鲍尔、阿根廷的迪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并列为20世纪五位世界“足球天王”。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不仅近代有足球王，古代也有。而这位古代足球王更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是一位北宋人，名叫高俅，因足球而出名，受到宋徽宗的宠爱，最后被任命为禁军统帅。

高俅的经历很奇怪，但又只能说他极其幸运。

早年他是苏东坡的“小史官”，类似秘书的角色。他为人品行端正，善于抄写，不仅书法漂亮，而且在诗词歌赋方面也有一定的功底；还善用枪棍，在武术方面也有一定的功底。高超的蹴鞠技艺只是他众多杂学中的一个。

1093年，苏轼将这名书记员推荐给他的好友、皇贵妃王诜。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也是宋徽宗端王赵佶的叔父。王诜是一位“书画高手”，与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一起讨论书画。

一天，他正在上早朝，一阵风把赵佶的头发吹乱了，他忘了带梳子，便向王慎借了一把，给他修剪了一下鬓角。

使用完之后，赵佶看着刀上的花纹，对王申说道：“这把梳子刀的款式很新颖，很可爱。”

王申答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还没用，待会儿我派人给你送来。”

晚上，王申想起了此事，便命高俅去端王府送梳子刀，高俅到了府中，正好看到赵俅在花园里踢球。

中国古代踢的球，正式称为蹴鞠，别名有“踢鞠”、“蹴球”、“蹴圆”、“竹球”、“体圆”等。“蹴鞠”即用脚踢、踩、踹之意，“鞠”原是外面裹着皮革，里面装满米糠的球。

因此“蹴鞠”就是指古人用脚踢、踩、踹球的活动，类似于今天的足球。

最早的记述是当时齐国都城临淄人民的生活：

“临淄有七万户人家……十分富足昌盛，那里的人都会吹笛子、弹琴、弹琴、斗鸡、赛狗、六博、踩球。”（《战国策》、《齐策》）

这些史料表明，在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娱乐形式。

蹴鞠历史悠久，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宋代上至皇宫内廷，下至民间，无不喜爱蹴鞠。

元代钱选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赵光义、赵普等人踢足球的情景。

高俅来到端王府，站在一旁观看，看了一会儿，摇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谁知道这么细微的动作，却被赵佶看出来了，问道：“你也会玩吗？”

高俅那时也年轻力壮，听到赵佶的问话，很自信地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诡计而已。

赵吉听他这么嚣张，心里有些不爽，他可是这方面的行家，觉得应该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子，让他不要总瞧不起别人，于是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高俅一上场，顿时变了一个人，他使出浑身解数，把球踢得像胶水一样粘在身上。赵佶大喜，立即派人去告诉王申：“谢谢你送来的蓖麻刀，我和你派来的人一样收下了。”

高俅从此成为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宋哲宗驾崩，端太子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承皇位，成为宋朝的皇帝，史称宋徽宗。

徽宗本来就是坐板凳的人，他上朝时看到的都是新面孔，在朝堂上感觉很不自在。但下朝时看到高俅等人，显得特别友善，心里特别放心。他想提拔这些玩伴，但由于宋朝严格的干部晋升制度，即便是身为皇帝，他也不能随心所欲。七品县官必须是进士，而高俅没有官衔，文官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既然文官这条路行不通，那就努力当武官吧，因为武官对出身的要求不高，只要名声好就可以，总之灵活性比较大。

“此前，他是陈王、端王府的官。皇帝即位后，想提拔他。按旧法，没有军功不能任三府之职。当时，忠武是边防军功大臣，皇帝就将屈氏派给他。屈氏因军功，终升为宫中将军。”（《宋南迁十将传·刘启传》）

就这样，高俅来到边境，与边防总兵刘忠武“镀金”，刘忠武自然明白皇帝的意思，配合得很好。

高俅的运气也特别好，他在边关的时候，正好宋朝在边关取得了几次罕见的胜利，这给了他升迁的资本，后来他的官职越来越高，最后当上了宫中都督，掌管禁军二十余年。

不过如此高位的官员，《宋史》却没有为其单独立传，可见其任内政绩平平。

但这样一个庸官，本该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想不到他虽然不想出名，但别人却忘不了他，还真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这一切，都要拜《水浒传》所赐。

在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高俅成为书中的主角。当然，他并不是正面人物，而是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奸臣。他以市井小混混的身份出现。由于蹴鞠技艺高超，深受喜爱蹴鞠的端王赏识。端王登基称帝后，高俅声名鹊起，不久便做了太尉。后来他陷害林冲，手段之毒辣、诡计之高明，让刚打开书的读者都目瞪口呆！

这样，他便与童贯、蔡京、杨坚并列为四大奸臣。

其实，正史中，北宋“六贼”为：蔡京、王符、童贯、朱桢、李彦、梁士诚，而对高俅只字未提。

“六贼”之名最早见于国子监学人陈栋（1125年）的一篇奏疏：

“以今日之势，蔡京在前头作乱，梁士诚在后头图谋，李邦彦在西北结仇，朱阶在东南结仇，王辅、童贯又与辽、金结仇，制造边陲之事，当诛六贼，将首级派往四方，以谢天下。”

但施耐庵为何在《水浒传》中把高俅写成一个罪无可恕之人呢?这或许与施耐庵的经历有关。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华过人，孝义仁厚，十九岁进士，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六岁与刘伯温同进士。

理论上，施耐庵的科举之路非常顺利，但或许是因为读书人的自以为是，又或许是情商太低，他在当了三年官之后便辞官回乡，光宗耀祖的梦想破灭了，他痛恨官场中的尔虞我诈。

高俅没有官职，但他凭着球技高超，处事有方，又善于投机取巧，最终得以位居高位二十余年，而施耐庵本人却只干了三年就未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相比之下，Gao Qiu就像常春藤一样，人们真的很嫉妒和嫉妒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进行捷径的人，他们会在文学作品中涂抹它们，并释放他们的怨恨。

高俅从一个庸官变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一开始被贴上了小人的标签，但毕竟名气大，也没花什么广告费。

如此看来，高俅是该感谢施耐庵的十八代祖宗呢，还是该找他算账，洗清自己的罪名呢？

当然，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从广义上讲，只要《水浒传》一流行，高俅在读者心目中就会名声扫地，名誉扫地无可救药。只有极少数真正研究历史的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如果你开阔地去想，真正的高俅根本没必要背负这么重的思想包袱，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既然文学作品描述的是另一个高俅（符号），你又何须太过当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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