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 本土球员注册截止，辽宁男篮和山东男篮当家球星压哨注册，休赛期看点十足

9月15日18时，2020-2021赛季CBA联赛本土球员报名期如期结束，辽宁男篮、山东男篮均实现各自明星球员“最后时刻报名”。

随着CBA试行了两个赛季的标准合同正式出台，CBA工资帽初步实施，今年夏天CBA球员流动规模和CBA球员薪资信息透明度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也是媒体关注度最高、话题度最高的一次CBA休赛期，引发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热议和关注，为原本平淡的CBA休赛期增添了几分亮点，公众对其的关注程度丝毫不逊于赛季期间。

截至9月15日18时，除八一男篮外，已有19支CBA球队提交了本土球员注册信息，其中15支球队向25名球员开出了顶薪合同，但目前正处于重组中的八一男篮被允许推迟全队注册。

因为众所周知却不便言及的原因，八一男篮自2018年以来成为了CBA最特殊的存在，他们无法通过CBA准入体系的考核，只能算是“特邀参赛队”，CBA以“特殊参赛权”的名义维持其参赛资格。今年夏天原本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预设时间节点，但由于疫情突然爆发，今年夏天CBA休赛期只有两个月，不足以完成考核后的相关工作。体育商业此前披露，8月底，八一男篮已向中国篮协申请延长球员注册截止时间至9月30日，力争保持现状，继续参加比赛，因此八一男篮的命运将在月底决定。

CBA工资帽制度是今年夏天加速人员周转的关键，虽然在实践中偶尔出现争议，但总体来看，无疑是CBA联赛职业化进程中的关键举措，此举可逐步实现CBA联赛的转身，不仅在金融层面为投资方实现良性可持续运营，还能加速球员流动，有助于CBA赛事层面的实力结构进一步多元化，全面提升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力。

从9月1日报名开始，到9月15日报名结束，谈判桌后诸多故事的跌宕起伏，其戏剧性丝毫不亚于CBA赛场上的惊天逆转大戏，一些球队总经理在“压哨报名”过程中展现的谈判艺术，就如CBA赛场上的“压哨投篮”一样精彩。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坐在谈判桌另一边的球员和经纪人也拿出了“围边三绝”的精神，反复研究CBA注册制度，力图将规则发挥到极致。根据情况，时不时地使出“关机消失”、“向领导告状”、“以退役相威胁”、“网上造谣施压”等杀手锏。虽然过程中争议颇多，但都是CBA职业化进程中的探索性举措，有助于CBA进一步完善自身制度。

明星球员学习规则并在最后一刻签名

赛场上，辽宁男篮凭借强大的反击能力被赞“末节无敌”。在球员报名截止日当天，他们依然上演“压哨报名”大戏，匆匆赶到截止日。在截止日前，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等几位核心球员的报名信息就已递交。按理说，辽宁省体育局相关部门牵头的辽宁男篮，对球员的约束力应该是最强的。为何迟迟不递交？万一最后关头报名怎么办？

经过25年的联赛发展，CBA目前仍有三支球队由企业与地方体育局共建共同所有，分别是辽宁男篮、浙江稠州银行男篮、江苏肯帝亚男篮。其中，辽宁男篮的情况最为特殊，发展初期，辽宁男篮俱乐部由盼盼集团与辽宁体育技术学院联合组建，盼盼负责承担俱乐部的运营成本，辽宁体育技术学院负责具体投资运营，当时辽宁体育技术学院占股30%，负责具体投资运营的盼盼占股70%，这后来成为了一个参考做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CBA浙江男篮、江苏男篮、辽宁男篮的地方体育局代表各自占股30%。

一方提供资金运作，另一方提供人员和技术，在遇到球员管理问题时，尽可能利用行政力量介入，从而将协调成本降到最低。最直观的例子是辽宁篮球队原功勋教练郭士强也曾在辽宁篮球队任职多年，他目前还是辽宁省篮球管理中心副主任。辽宁篮球运动员也是辽宁体育系统的工作人员。近年来，随着CBA职业化进程的加速，辽宁省体育局在辽宁男篮的持股比例逐渐减少，代表辽宁省体育局的辽宁省体育发展中心在辽宁篮球俱乐部的持股比例已降至10%，而代表90%股份的恒润集团则空前掌控着话语权。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业绩不好，即便是同为辽宁省篮球管理中心副主任的郭士强也要黯然退休。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虽然恒润集团主导着俱乐部的话语权，但一旦遇到球员注册问题，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地让球员服从行政权力。篮球队总经理李洪庆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几位明星球员签约注册。

对于辽篮核心球员来说，在CBA推行工资帽、限制球员薪资的大背景下，像郭艾伦这样的明星球员顶薪800万已成定局，关键在于合同能持续多少年，最终辽篮为他开出了一份期限为2年的顶薪合同。

至于一直渴望转会到其他球队发挥实力的赵继伟，在高诗岩租借到山东后，球队坚决要留住他，不管他愿不愿意，哪怕只是暂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赵继伟最终同意签约注册，但他目前仍是B级合同，合同只剩一年，这意味着下个休赛期，围绕赵继伟的归属问题，仍有可能出现一场激烈的博弈。

事实上，在新的标准合同和工资帽制度下，不仅CBA俱乐部高管需要了解规则，球员也开始在经纪人的帮助下研究规则，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新版《中国篮协经纪人管理规定》出台，距离上一版《经纪人管理规定》出台已有十年，中国篮协早在十多年前就强调了经纪人在CBA球员签约和转会中的辅助作用。

自标准合同实行以来，中国篮协和CBA联赛明确鼓励球员聘请经纪人代表自己联系俱乐部，洽谈球员加盟、续约、转会或交换事宜，签署球员转会协议、球员租借协议、球员工作协议等合同或其他具有同等性质和效力的法律文件，经纪人为合同中的丙方。当然，中国篮协对经纪人资质的要求也愈发严格，除了需要考体育经纪人、篮球经纪人资格证、双证考试外，经纪人还需缴纳20万元保证金。

与此同时，篮协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比如针对马布里转会时涉嫌舆论暴力，中国篮协就曾发出明确命令，即使是新闻、广播、媒体、报刊、出版等从业人员，参与篮球赛事的宣传、报道、转播、评论、解读等工作，也不得从事篮球经纪人业务。

此外，今年CBA联赛要求球员签署《球员元素授权及承诺书》，允许联盟及赞助商使用球员元素进行宣传推广，球员可获得一定收益分成。所谓“球员元素”，即“球员肖像”，CBA赞助商在使用球员肖像权后，也可给予一定的经济分成。例如，在球员公仔等授权商品方面，球员可获得授权商品总金额的3%。CBA将球员元素授权费用的50%支付给球员，集体肖像权使用费则由球员平分50%。这是学习规则时需要仔细了解的重点区域。

正是在经纪人的帮助下，CBA球员们开始认真研究CBA相关注册规则，力图充分利用规则，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少顶级球星只愿意签下两年顶薪合同，正是对规则熟悉的体现。詹姆斯2014年以1+1形式与骑士队续约的决定，与此前大体相同，只有这样，他才能最大程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长期合同不仅会限制他未来的薪资涨幅（工资帽），还会限制他未来的薪资涨幅（工资帽）。当然，不仅顶薪球员对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就连不少B类、C类合同球星也在专家的指导下，合理设定了自己的合同条款和条件，并获得获胜奖金。

丁彦雨航获基本工资3万元

报名截止日当天，不仅辽篮在最后时刻报名，还有两届CBA MVP丁彦雨航，他最终与山东男篮完成了顶薪续约，不过丁彦雨航的经纪公司纽维尔体育随即公开表示，丁彦雨航将遵守合同精神，在因伤无法出战期间，仅能拿到3万元税前薪水。此外，CBA目前商业价值最高的外援林书豪也正式决定放弃与首钢的续约，继续追逐NBA梦想。这两件事也在网上引发了争议，而这背后，CBA也不得不承受着推进改革的阵痛。

从体育商业的角度看，林书豪选择拒绝北京首钢的续约，继续寻找去NBA打球的机会或许有两个原因：

首先，林书豪担心自己新赛季的上场时间太少。新赛季，CBA将实行四节四外援的新规定，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美国外援无法及时入境，所以CBA暂时设置了一个缓冲期，也就是在外援球队遇到全华人球队的时候，外援四节只能上两名球员。这就意味着，林书豪每场比赛可能只能上场15分钟，这对于林书豪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上赛季林书豪遭遇的防守强度堪忧。CBA对外援的防守极其凶猛，而针对林书豪的防守强度和花招之凶猛，让他多次面临受伤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高强度对抗中专业地保护对手，不恶意伤害对手这一点上，CBA和NBA是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林书豪无疑更享受NBA的职业文化。

总之，新赛季CBA加大了对外援的使用限制，外援的上场时间和对比赛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这让林书豪颇感提不起兴趣。对于林书豪来说，重返NBA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然限制外援的使用，加大对本土球员的培养，是CBA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此，我们只能暂时和林书豪说再见了。

至于两年前离队追寻NBA梦想的丁彦雨航，在经历了种种喧嚣之后，最终能够与山东男篮签约，也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而争议也显而易见，众所周知，丁彦雨航在2018年离队前的年薪高达税后1300万元。后来在与刚刚被收购的西王俱乐部谈判时，他的新合同该如何签也成为了矛盾的一大焦点。

最终在CBA实行工资帽、标准合同的大背景下，丁彦雨航做出让步，同意“降薪”，转而寻求签下税前800万的顶薪。丁彦雨航的受伤可能会导致他缺席整个赛季，这也意味着丁彦雨航将白领顶薪，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在山东省相关领导和山东省体育局的努力下，山东西王男篮给丁彦雨航开出了一份两年的顶薪合同，丁彦雨航为了安抚俱乐部做出让步，同意只拿税前3万元的基本工资才可以上场比赛。

客观来说，虽然CBA标准合同分为五大类六种合同，且已有15支球队为25名球员提供了顶薪合同，但整体来看，CBA本土顶级球星的数量还未达到如此丰厚的数字。也就是说，毫无疑问，只有十来名球员能够享受到顶薪合同。不过，为了实现球队公平，CBA设置了顶薪，因此每支球队可以拥有三个顶薪名额，而且顶薪只有上限（税前800万元），没有下限。

所谓顶薪球员，就是球队最高薪资排在前三的球员。这其实给了球队很大的操作灵活性，也意味着很多顶薪球员的合同金额只是纸上谈兵。税前800万的顶薪，税后只有440万，与之前顶级球星的千万甚至两千万的税后薪资相差甚远。一个残酷的事实浮现：大幅压低了易建联、周琦、丁彦雨航等CBA顶级球星的薪资。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职业体育实施“工资帽令”其实存在法律风险，因为《劳动法》、《中国体育法》、《反垄断法》等法律要么反对限制劳动者工资，要么没有相关配套条款。当然，作为特定行业，职业体育联盟在国外有垄断豁免权，但前提是必须成立球员工会，构建劳资民主谈判机制，让工资帽令成为劳资协议的契约。同时，无论是疫情期间临时要求球员降薪，还是实行标准合同和工资帽，篮协都没有充分征求球员的意见，缺乏私下话语权的球员对篮协的很多新规都心存疑虑，甚至有人私下抱怨，也不足为奇。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联盟的核心群体，球员的话语权和利益必须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只有这样，联盟才能真正走向光明的未来。2015年，中国篮协提出成立CBA球员联盟，显然，没有CBA球员的参与，任何CBA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会存在缺陷。

当然，CBA实施工资帽更多的是为了保证CBA球队投资者逐步扭亏为盈，从而实现联盟的可持续发展。不过，扭亏为盈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大幅度降低球员薪水来实现，可以通过寻求税收优惠、政府公共文化采购资金支持等方式实现，体育产业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用财税政策弥补“公共事业”带来的损失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如果要说服政府和税务部门，必须通过高层立法给予坚实的支持。

关于体育的税费优惠政策，从国发46号文件开始，在很多体育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另外，体育的税费优惠也有实际案例可循。全部给予免税政策，组委会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赞助商的赞助钱可以抵扣。另外，我们的奥运冠军夺冠之后获得的奖金，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目前，主要是行政层面主张给予体育产业免税政策。如果能够通过体育立法，把财税优惠写入法案，立法成功后就可以强制执行。具体到CBA这样的职业赛事，球员税前800万，税后只剩下440万，另外联赛分红还涉及流转税，税率比较高，对球队老板的负担很重。如果能够争取到相关的特殊减税、免税政策，将比单纯大幅降低球员薪水更有利于联盟的发展。

据体育商业网了解，自2017年起，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便在推动《中国体育法》的修改，并增设了“体育产业”专章（第五章）。“体育赛事权益保护”（第50条）、“政府支持”（第52条）、“税收优惠”（第53条）等条款均涉及对体育赛事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CBA也应该积极利用《中国体育法》修改契机，为CBA投资方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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